口服避孕药(thePill,COCP)自诞生以来就广泛受到全世界女性的欢迎。它正好遇上了欧美火热的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年代。和其他避孕措施不同,避孕药的吃还是不吃,是女性自己说了算的。每天早上的一片粉红色避孕药,名正言顺担起了稳定、安全性生活的保障。1999年,《经济学家》将避孕药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进步,认为它对人类的贡献超过相对论与核反应堆。人们用“药片”(thePill)这个词直接指短效避孕药。
但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只有2%的中国育龄女性使用避孕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达6%的人工流产率(20~29岁),以及被滥用的紧急避孕药。
在中国应用最广的节育措施不是避孕药,是宫内节育器与避孕套。节育手段进入中国的公共话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开始实施。计划生育首推的节育手段并不是避孕药,甚至不是避孕套,而是宫内节育器,也就是常说的“子宫环”。事实上它并不是环,而是一个Y型的器具,通过铜离子协助刺激子宫内膜,使受精卵不能着床。
推广子宫环的理由很简单:避孕药发下去可能不吃,避孕套发下去可能不用,或者不会用,但是子宫环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非通过手术不能取出。虽然可能有不良反应,全球仍然有1.6亿女性使用这种避孕措施,其中2/3是在中国。
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避孕套。但这种手段也其实并不“安全”:避孕药的失败率是第一年2%~8%,避孕套却高达14%。
避孕药在中国遇到的困境似乎难以理解。宗教及传统阻力几乎不存在:中国的传统中,节育和堕胎并没有被赋予多大的道德意义(甚至弃婴在中国古代也并不是严重的罪行)——只要有后代就行了,其他的怎么搞由你们。中国传统对避孕的态度更多的是暧昧的遮掩——除了偷情,只有青楼女子有这样的需求,而婚内自愿节育简直是闻所未闻,因此避孕药只有在野史偏方中才能找到记载的痕迹。那么,为何避孕药不被中国人普遍接受?
按照一些医生的观点,这是一个误解。避孕药的副作用被夸大宣传了。早期的避孕药的确有不少缺点,大剂量的激素容易引起经期不调,而所谓的“长效避孕药”,已经因为副作用过大而淘汰了。今天的大多数避孕药是使用多种激素共同作用的“复合口服避孕药”(COCP),其中的雌激素含量大大降低,孕激素中导致肥胖的活性也几乎消除,反而具有调经和防癌功能。但是人们依然对避孕药充满畏惧,很多人认为它可能使得体重增加,降低生育能力,导致停经或者胎儿畸形,甚至引发癌症,尽管这些说法没有依据,或者是与紧急避孕药相混淆。
原因可能不止于此。同样是东方国家的日本,避孕药的使用率比中国还低,高达80%的女性仍然选择了避孕套作为避孕手段(这也许是日本的艾滋病发病率如此之低的原因),结果是日本的人流率高达8%,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近10倍。2007年,在日本播出的动漫电视剧《SchoolDays》,描述了一个高中校园里滥交的故事,故事的结局是血腥的两场情杀,因为女主角不愿意流产她的孩子。黑暗的结局让日本人震动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反省缺乏避孕保护的青少年性行为。
一种观点是,对避孕药的据斥表现了东方国家对于药物,特别是长期服用的药物的反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拜耳-先灵药业有限公司女性健康产品组中国市场负责人费嘉曾表示:“在中国,‘是药三分毒’的观念影响极广,很多女性认为,避孕药是‘毒’,尽量不要吃,有人甚至认为,至少‘停药’一年后才能怀孕,否则体内的‘毒’排不干净。这都说明,我国女性在这方面接受了大量错误的信息。”
这种反感并没有为女性带来真正的保护。相反,真正会危害健康的事后补救措施,包括人工流产和紧急避孕药仍然在中国被滥用。
在中国,还有很多人认为避孕药就是紧急避孕药,因为它在中国的认知程度甚至大于短效避孕药。按照2004年上海某厂家的统计结果,紧急避孕药的销售竟然占了所有避孕药的2/3。即使是销售者也始料未及。许多人习惯于用它作为补救措施,其实紧急避孕药发明出来并不是用来作为主流药物,仅仅是在无他法可想时使用。
紧急避孕药(ECPs),也就是所谓的事后避孕药,有效率只有85%,虽然宣称在性交后72小时之内服用有效,但是使用越晚效果越差,而长期服用真的会危害健康。紧急避孕药这个名称,包含了一大类起引产作用的化学物质,例如左炔诺孕酮(毓婷)或者米非司酮。
早在1985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批准米非司酮药品的国家。它的发明人,法国的罗素-优克福(Roussel-Uclaf)公司拒绝将其售给中国,于是中国于1992年开始生产自己的米非司酮。这是一种处方药,自行使用可能发生意外。相比之下,左炔诺孕酮的副作用算是稍小一些,仍然会有造成闭经,甚至卵巢早衰的危险。
为何避孕药不被中国人普遍接受?
2016/3/10 来源:新浪健康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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