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30年代“左联”作家柔石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但妻——虽然是结发的，穷了，也没有法，还养在家里做什么呢?”说这话的是沈家婆。她劝说“贫穷而凶狠”、烟酒赌齐全，得了黄疸病的皮贩“把妻子出典了”。他没有同妻子说一声，自作主张就把妻子当成一件东西典出去了。妻子被迫走了，留下刚满5周岁的小男孩春宝，典租到50岁的秀才家里去。皮贩拿到了100块钱，典契是3年，假如3年养不出儿子，是5年。在柔石的笔下，这个女人挂念旧家，挂念春宝。但“这个家庭，和他所典给她的丈夫都比曾经过去的要好，秀才的确是一个温良和善的人”，甚至典期到了仍希望再续，或者作为正式的妾。次年春天，春宝娘怀孕，秋后生下一个男孩，因她的提议叫秋宝。第三年，典约期满，她又忍着巨大的伤痛留下秋宝，回到曾经的家。这时候，8岁的春宝还和3年前那样矮小，家已经不像家了。但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柔石的这个短篇并非凭空虚构，是有其现实蓝本的。此前，清政权也承认“今之贫民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原已流行的典妻、租妾恶俗，因贫富差距加剧再次横行于浙东和江南一带。
阿月把自己包给港人老罗，拿了钱去给母亲治病、供丈夫赌博、抚养小华，应该看成是把自己典租于人的另一种形态。他的丈夫容忍妻子这样做，也是按照一种无形的契约关系把妻子典押给他人。只不过不仅仅是因为穷困，更多的是他本人好逸恶劳、赌博成性，雇主也不是地主，而是稍有余财的人，目的不是生男孩，而是性。
阿月，你也是“为奴隶的母亲”吗?你又在为谁当“奴隶”?另，王文濡《笔记小说大观》有一则故事说：苏五奴的妻子能歌善舞，也很有姿色。凡有人邀请他妻子狎玩，他就跟着去。有人想灌醉苏五奴以便同他妻子亲热一番，多半会劝他喝酒。苏五奴说：“只要多给我钱，虽然是吃馒头，我也会醉的，不一定非要酒也。”阿月丈夫与这个苏五奴在惟利是图、猥琐肮脏方面是不是有几分相像?其实很多女人的堕落是男人们促成的，因为他们的不作为，不负责任，更因为他们心甘情愿地吃软饭，而把女人推向命运的风口浪尖，自己却躲在后面坐享其成，这样的男人不配做男人，只能说他们是人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