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看病，老曾的很多“土方子”被医生严重警告了。“人家说了，药不能乱吃，会吃死人的。还说我这胃就是乱吃药吃坏了！”老曾攥着医生开的单子，不置可否。雷贝拉唑钠肠溶片、耐信艾索美拉唑镁肠溶片……这些拗口的名字他不懂，但是他问过价格，一个121元一盒，一盒7粒；一个85元一盒，也是7粒。无论哪一盒药最多只管一周。“一盒药的钱，能买10斤五花肉了！吃肉有劲儿能干活。万一吃药不管用，我就白花钱了。可是要是管用，还要老吃药，那我这工就白打了！”
老曾最终还是没有买药。“回去商量一下。要是以后干不动，现在攒的钱都是救命钱。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的。”他拍拍屁股，起身消失在了拥挤的人群里。
攒出50万元看病钱
外企白领：“看病贵”促使健康人攒钱，“看病难”导致一些非必要的就诊支出
“我俩很少生病，过去不知道看病这么花钱！” 高岩和丈夫都在北京的外企工作，家庭月入约15000元。以前，两口子花钱不太算计，基本是“月光族”，女儿偶尔生一些小病，基本在附近医院就诊，再加上补钙、补锌等“营养药”，平均每月的医疗支出大概为300元，负担不重。
转折点是2010年夏天。1岁多的女儿发烧腹泻两天，因为担心是重病，高岩夫妻俩便早7点赶到北京儿童医院去挂号，没想到大厅里人山人海，两人当时就懵了。
为了尽快让女儿就诊，高岩只好多花钱。为了挂上专家号，他们多花了400元找了“号贩子”；为了不排10天的队，能当天照B超，他们花了500元去医院隔壁的“国际部”拍照。
“还没开药，就花了1000多元，还搭上俩人一天的假，太受刺激了。”高岩回忆，后来给女儿打点滴时，她和丈夫只能挤在楼梯间里，自己抱着孩子蹲在地下，丈夫举着点滴瓶站着，一站就是3个小时。
这3个小时里，周围的病友七嘴八舌，给高岩上起了“就诊课”。
一位母亲向她透露，“隔壁‘国际部’环境好，不排队，孩子和家长都不受罪。可是价格贵，一次挂号700元，打个点滴要三四千元，孩子看个急性肺炎下来就要花两万元。不过那不是医保医院，你要是有钱，以后就去那里看。”
另一位母亲说，“我亲戚的小孩儿从太原跑到北京来看骨科，折腾了两个月，儿童医院、儿研所、中日、积水潭都跑遍了，每天早出晚归，花了10多万，最后还是诊断不一。这异地不能医保报销，而且大人的工作都耽误了！”
还有位母亲劝她，“小孩儿看病可比大人费钱多了。你自己看病能省，可是为孩子看病花钱你不敢省啊。让你跑哪个医院，做什么检查，你就老老实实做吧！而且给他看病，你要请假、打车吧？要是大病，你得托人送礼找医生、排手术时间、挤床位吧？这些摆不上台面的钱大了去了！”
众人的生活经验，大大增强了高岩对于未来医疗支出的预期。回家后，高岩便给女儿买了份商业医疗保险。此外，每月还和老公储蓄1000元，作为女儿的医疗基金。
与此同时，高岩也开始考虑双方父母的医疗问题。高岩父母年纪都过了60岁，而且有高血压、心脏病。考虑到医保里面还是有很多是“有自付”的项目，高岩曾咨询商业保险。不过保险公司要么“拒保”，要么提出了很高的保费。所以高岩夫妇也开始每月给双方父母各攒1000元做医疗基金，她的目标是攒出50万元看病钱以防万一。“再不敢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了。”
“其实我们家人现在都还是挺健康的。我存钱，主要是担心。”高岩说，她一是担心孩子挤在医院受罪，而要去私立医院就要多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钱，所以要攒些钱；二是担心家人患大病、重病，那么全家都可能“因病返贫”，所以也要攒钱。“老话说了，‘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要是医保能全报销就好了。”
保障不“给力” 百姓不敢花
不是老百姓不喜欢消费，而是低水平的社会保障致使他们不敢花钱；也不要一味鼓动百姓消费，如果“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助、住有所居”不能很好实现，老百姓不会轻易打开钱包
“有了每月55元养老金，以前吃辣子面，现在能吃臊子面了。”陕西宝鸡一位老农在参加新农保试点后这样说。
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过去一分钱养老金也没有，现在每月领55元，“从无到有”，无疑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进步。
但换个角度看，每月55元养老金是不是太少了？一年660元，尚不及目前国家1196元的扶贫标准线。恐怕对其生活的改变也就是吃碗“臊子面”吧？估计不能指望从此“养老不犯愁”，更别说拉动消费了。
中国的老百姓为何如此爱储蓄、吝消费？社会保障“不给力”是重要原因。
谁不知道痛快消费的感觉很好？谁不清楚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把钱存银行“不划算”？但是，钱都花了，将来老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没活儿干了怎么办？没地方住了怎么办？在缺少完备保障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存钱”，是大多数老百姓获得安全感的理性选择。
客观上看，近年我国社会保障建设成就不小。到2010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2.57亿，比“十五”末的2005年增长了46.8%；城镇基本医保覆盖4.32亿人，加上新农合，总数超过12.6亿人；新农保参保人数1.43亿人。
不过，这样的覆盖程度显然还不够，毕竟仍有数以亿计的百姓缺少基本保障。最重要的是，即使有了“三险一金”或“五险一金”，恐怕也不能就此高枕无忧、放心消费。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是“低水平”的。
“低水平”有多低？
先说“医保”。职工医保待遇最好，大病和住院的报销比例目前约为70%，最高支付限额是职工年平均工资的6倍；新农合和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接近60%，确定的标准是最高支付限额达到年均收入的6倍以上，如果以2010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5919元计算，则新农合支付限额不足4万元。如今一个阑尾炎手术都要花费六七千元，如果得了大病，往往二三十万元打不住，家里不准备十多万根本无法应对。“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急救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绝非农民夸张。即便在城市，一场大病也可以使一个小康之家陷入困境。
再说养老保障。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七连涨”，目前月均1400元左右。但电价涨、水价涨、食用油价涨……这样的保障水平真让人乐不起来。在职职工算算账，同样要拼命存钱，因为目前养老金工资替代率约为60%，如果参加工作晚、退休早，替代率会更低。从制度设计上讲，可以通过企业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来提高保障水平，但现实中，多数劳动者能让企业按实际工资缴养老费就不错了，企业年金简直是奢望。要想退休后生活水准不至于有太大滑落，不储蓄不行。
至于住房保障，公租房、廉租房刚起步，目前和绝大多数城乡居民还没什么关系。不论买房还是租房，手里没点余钱都是不可能的。
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社会保障不仅是种福利，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撑，拥有撬动和持续释放居民消费需求的“魔力”。而我国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明显不足，约占财政支出的15%，远低于发达国家30%—40%的水平，也滞后于自身的经济发展。
不是老百姓不喜欢消费，而是低水平的社会保障致使他们不敢花钱；
更别嘲笑中低收入者只会存钱，而是未来可预期的巨大开支促使他们只有存钱才能获得安全感；
也不要一味鼓动百姓消费，如果“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助、住有所居”不能很好实现，老百姓就不会轻易打开钱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