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由第二人民医院所请的兄弟医院的医生为老人的脑部进行拍片后，却发现老人的大脑出现了多发性、广泛性脑梗塞。医生同时向老人的家人表示，老人的大脑出现了低密度影。大脑出现低密度影，也就意味着老人此时的病态是由之前缺血引起的。
从最初医院给的“大脑正常”到出现“低密度影”，短短两个多小时手术，就改变了一个老人的命运?此时的老人仍在“昏睡”，与之前不一样的是，现在躺在病床上的老人除了昏睡之外还张开了嘴，老人张着大嘴呼吸。尽管家人不相信老人就这样昏睡下去，但此时的老人已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植物人!
医院说，这是“巧合”
此时的医院，面对着这样一个植物人，已是显得无能为力了。
在孙东海子女的一片焦虑声中，6月11日、12日和13日，医院又分别为老人做了脑部CT，CT显示，老人的脑部出现损伤。在这一结果面前，也就意味着此时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再想回到手术前的清醒状况已显得微乎其微，原因是脑细胞已死。
老人成为植物人是因脑细胞死亡，那脑细胞是如何死亡的，脑细胞死亡的时间段等一系列问题，无疑决定老人成植物人病变的关键时间段。
“老人上手术台前除了肚子疼之外，意识是清醒的，”孙玉波说，“而且摔伤之后，当天晚上还吃饭了，那时候你能认为老人脑细胞发生病变?”为此，老人的家人询问医院时，医院则把老人成植物人的根源归结为“脑血栓”、“老人在做手术时巧合地得了脑血栓”，并认为遇上这样的情况，“患者家属倒霉，医院也倒霉”。
医院所给的“巧合”和“倒霉”之说，并没有让家属满意。孙玉波认为，不管如何，老人上手术台前是清醒的，下了手术台之后就变成了植物人，医院所说的“巧合”和“倒霉”无非是在为自己辩解，为自己的医疗责任而推脱。
记者在医院病房见到植物人状态的老人时，老人张着大嘴除了机械性呼吸之外，不管家人如何为其翻身，老人均没有反应。
老人成植物人后，尽管之前医院曾找来了兄弟单位的医生为老人进行会诊，但这些医生对老人家人所提出了“何因致老人成植物人”的问题，回答中均是躲躲闪闪，回避问题。孙玉波说，一开始有医生似是而非地表示“手术没问题”。问题是，孙玉波并不相信医院找来的人给他带来的“没问题”之说。
“你想想，医院自己找来自家人来‘鉴定’植物人生成的原因，他们怎么会说医院的不是?”孙玉波说。也就在老人出了手术室之后，老人的家人曾问医护人员老人何以不醒、是不是麻醉药还没完全分解时，医护人员曾表示，麻醉药的分解因人而异，有些人分解快，有些人分解慢。后来，老人家人在自己分析老人成植物人的原因，家人认为老人成植物人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医院对老人进行全身麻醉时，用麻醉药过量导致老人长期不醒，老人因长期不醒也就使得血压在一段时间内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最终促成了老人成植物人。
而这之前，手术中的一个细节让老人的家人记忆忧新。孙玉波的哥哥表示，在老人上手术台之前，在病历上签字的3名麻醉师中的一名负责麻醉的主要负责人并没有走进手术室参与手术。
有什么事不方便说?
在医院并不认责的情况下，孙玉波一边期待着父亲的病情能出现奇迹哪怕是转机，一边奔波于济南、烟台等省内的权威医院，为父亲的病情寻良方。他为此跑到了济南的齐鲁医院和烟台的毓璜顶医院，这些医院的专家、教授看了老人的病历分析认为，是手术出问题才导致老人成植物人的，医院逃不了责任。如今，孙东海老人已在医院住了18天，18天来老人除了张着嘴呼吸还让家人感觉他是个活体外，家人在他身上似乎已看不到生的迹象。
记者赶到医院院长刘某办公室，当记者问及老人手术后成植物人一事时，刘某表示他正忙，没时间接受记者采访，并要求记者找赵建刚副院长。
赵建刚副院长表示，在老人出现植物人状态后，医院先后找了专家对老人进行会诊后认为，医院的手术符合操作规范。赵建刚认为，医院的在老人成植物人的过程中没有过错。他同时表示，老人成植物人是因血压低导致脑灌注不足，从而造成脑梗塞。
当记者问及脑灌注不足是否是在手术之中或之后的环节上造成时，赵建刚表示不方便回答。对于老人家人所说的当时3名麻醉师签名，负责麻醉的主要负责人何以不在手术现场时，赵建刚表示这个问题也不方便回答。
老人手术之后如何造成血压低，在这期间医院何以没有觉察到血压低，手术中的主要麻醉师何以签字之后却不在手术现场，家属怀疑的用麻醉药过多是否是导致老人成植物人的根源?这一系列问题，医院面对记者采访均守口如瓶。
老人成植物人事件何去何从，本报将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