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玲的同事是个“要求很严格”的人，她说，保姆就得训着使用，动不动就支使她干活，“相处太熟了，有些话反而不好说，雇佣关系其实最简单。”她觉得，那种“从一而终”的保姆，只能存在于上个世纪，现在，“时代不同了!”
王华的弟媳妇在广州，2009年生孩子时花3000元请了月嫂。月子里，弟媳妇把月嫂和前去伺候月子的公公婆婆指挥得团团转，包括给婴儿洗衣服专用的脸盆，每次用前都得消毒。甚至同事过来看宝宝，也让人家戴口罩，“这像什么话!”王华的母亲很看不惯。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她喜欢请月嫂。把孩子交给别人带，自己倒是轻松了，但月嫂说白了是拿钱做事，遇到有责任心的还好，遇到没有责任心的，就像上班一样，好孬都领工资。”王华的母亲私下里打电话跟女儿抱怨儿媳妇，“你看她，一个当妈的，晚上孩子醒了都不愿自己喂口奶，让月嫂起来喂奶粉，人家晚上也得休息啊!”
王华的弟媳妇娘家条件好，在这个“80后”看来，“能拿钱来解决问题的，都不成问题。”
王华的弟弟夹在中间为难，私下里劝来自小县城的母亲“别那么心疼钱”，“人家现在只有一次生育机会，哪像你当年，能生好几个!”
家里要安监控，你愿来吗?
周少玲就委婉得多。
当时她正坐月子，喜欢网购，一件件奢侈品寄到家里。周少玲乐滋滋地拆封，保姆也在一旁，惊异地看着这些她从没见过的包包。
保姆问这些皮包多少钱，周少玲不太愿意说。“她肯定听说过这些牌子，我是怕她想：自己辛苦一个月才赚这点钱，她买一个包就得上万。”
周少玲觉得保姆很敏感，“雇主说话很多都是不经意的，但不知怎么的，就会刺激到她们。”
一年付出7万多元雇的菲佣，周少玲没觉得像传说中那么好。“不过，她们不会像国内保姆那么敏感。另外，会说英语，对孩子学语言有帮助。”
这个菲佣月薪3500元人民币，周少玲家还要承担她每两年一次探亲的来回机票以及每年的签证费。即便这样，在济南，这样的菲佣也很抢手。
杨婷也发现，楼下带孩子的月嫂和保姆对别人对她们的称呼很敏感，院里的人也都明白，称她们是孩子的“阿姨”。
同样，每次和人交谈，济南阳光大姐家政服务公司副总经理高玉芝总是要纠正“保姆”这个说法，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在她看来，对“保姆”合适的称呼是“家政服务员”。
“互相尊重和理解，是雇佣关系中最难处理，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吃剩菜剩饭、在工作时间外增加工作量的情况并不是个例。阳光大姐的行业培训中，关于雇主和家政员彼此之间尊重和理解的项目就有八条。
“怎么才叫尊重?人格上尊重才叫尊重。”高玉芝说。
沈欣是湖南卫视家政服务类节目《把谁带回家》的制片人，他说，创办这个节目的灵感，源自周围同事、亲朋中找保姆、月嫂的千难万难，觉得做这个节目一定能火。为满足各类家庭的各种需求，节目组兵分十路，奔赴全国各地，搜寻各类优质家政人员。精通中医推拿催乳的金牌月嫂，能让各种宝宝“秒睡”的育儿嫂，眼里容不得一点儿灰尘的保洁员，甚至是全能管家，应有尽有。
“这种节目，能够展现丰富的社会关系、家庭和人物关系，有值得挖掘的必要。整个行业是一种契约关系，这本身就需要平等，包括心理上的。”
这个被网友称为““用相亲节目的路子找保姆”的节目，一开播就火了，那些来找月嫂、保姆的家庭，有的要求“三少保姆”：话少、钱(工资)少、事儿少，有的“家里要安监控”。有一位当CEO的雇主，要求家政员熟悉各种服装面料，以免熨衣服时失手;同时，家政员不能对他家的宠物狗“动一根手指头”，因为他家的狗狗就跟他的亲人一样亲;而前来应聘的家政员却要求雇主“绝对信任她”，因为，“信任”是一种投资。
这个节目从今年9月开播至今，现场“牵手成功”的不太多。事后有媒体求证，首对成功牵手的私下里也散了，因为“一下台，一大堆实际问题就都出现了”。
信任感很难建立起来吗?
自打月嫂进了家门，王华发现，自己内心“阴暗”了一下。
有时，月嫂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客厅喂奶或者在卫生间给孩子洗澡时，王华不自觉地会跟过去，即使不用上前帮忙，她也愿意悄悄地盯着。
她并不愿意让保姆看到自己在旁边。如果自己走不开，她会给婆婆使眼色，让婆婆跟着。
“孩子不是保姆的，她会不会那么用心呢?会不会有抵触情绪?”有一天，王华实在忍不住了，问月嫂，“天天看孩子是不是会烦啊?”
周少玲经历的一件小事让她感觉到，信任，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大女儿把她的一枚很贵重的宝石戒指弄丢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可一两个月之后，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把那枚戒指找到了，交到周少玲手里。
“我从没告诉过保姆这枚戒指的价格。”这件事让周少玲明白，保姆不是来到家里的“陌生人”。
王华为自己曾有过的举动有些内疚。月嫂临走前的那晚，她示意丈夫把沙发上的提包收起来，因为里面有几千元钱，害怕保姆把钱拿跑了。
不过，在比王华大10岁的宋远看来，十几年来，这种不信任在自己身上未曾出现过。
“现在人人都说雇个好保姆很难，其实是双方缺少互信。虽然这种道理人人都明白，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宋远说。
《把谁带回家》中，有两位家政员为涉外家庭服务过。尽管涉外家庭不像中国人这么讲感情、讲关系，但他们外出休假时，会把家里的钥匙放心地交给保姆。
当这些保姆转回国内家庭做家政时感觉不适应，“很难建立起信任感来”。
沈欣对此的理解是，信任存在的客观环境，在于行业规范做得好不好。行业不规范，就会产生这种信任上的危机。不过，“这种信任度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