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赔困局
这是杨光荣第一次遭遇工伤，刚刚入院，他已开始打听赔偿事宜。3月12日，一位朋友短信回复他，“你的情况可获得五万多元的赔偿”。但杨光荣并未将此事告诉家人，亲属事后猜测：“他很顾家，自尊心也强，大概不想让家人担心。”
有一次，杨光荣告诉儿子，有工友手指被刨断，不知怎么处理，让儿子找个律师咨询一下。杨宏伟很纳闷，工友受伤，父亲为何如此关心？
“爸，是不是你自己受伤了？”儿子反问，父亲没有回答。儿子再次逼问，父亲不得不如实相告。
第二天，杨宏伟在网上咨询了专业律师，得知父亲的情况可获赔五万多元，这与父亲朋友给出的数字相同。于是，出院后第二天，杨光荣便找厂方索赔6万。
负责对接的李国强回忆，一开始双方还谈论过私了或公了的问题。“他认为公了时间太长，更希望私了。”
此种心态在该厂内普遍存在，工人们认为，在外打工就求个安定。“走程序的时间长，还得每天跑，我们根本耗不起。更何况，我们也不懂怎么走程序。”
这在佛山外来工维权办公室负责人何晓波看来是悲哀，也是无奈。据他介绍，工伤出现后，工人不得不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工厂可以在出院证明、劳动关系证明、工伤认定、赔偿等各个环节施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纠缠，都需耗上一年半载。以劳动关系证明为例，如果工厂不予证明，工人只得申请劳动关系仲裁，耗时约两个月；仲裁后，工厂若不服，工人只得上诉，如再经一审二审，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过去了。“这还只是工伤认定前的一个环节，要顺利索赔，还得经过工伤认定、评残、赔偿等环节，工人怎么可能耗得起？”
所以，杨光荣真心希望私了。甚至在后来被迫走程序的过程中，他还向南海九江人社局的相关负责人表露私了的心迹。
“既然是私了，就像谈生意了，你开价，我肯定要还一个比较低的价格，这样才有得谈嘛。”厂方一开始还价2万，杨光荣无法接受，多次协商均无进展。他在电话中告诉儿子，厂方没有诚意。儿子随后建议他走正规程序，到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4月27日，杨光荣来到九江人社局。该局同日发布通知，要求其补正《工伤认定申请表》、伤亡事故报告书、病历、劳动关系证明、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材料。这些材料大多需要厂方配合，于是，杨光荣又一次来到李国强的办公室。李国强称，因工厂有多位老板，使用相关证件和公章需时间协商，故当时并未及时办理。
杨光荣告诉儿子，厂方答应半个月后办好全部资料。李国强则称，是杨光荣自己要求半个月后才拿材料，“我也很奇怪他为什么拖这么久”。
5月3日，杨光荣从佛山回到老家。此时，妻子及其他亲属方知其受伤。妹妹杨立萍说，他啥事都喜欢搁在心里，不愿让亲人分担。“当时很多亲戚都来探望，他仍不愿讲太多，只说回佛山就能得到赔偿”。
大约10天后，杨光荣返回佛山，但工伤认定程序却突然搁置。杨宏伟称，是工厂在劳动关系认定上一直卡住，不给盖章。李国强则称，杨光荣回来后又想要私了，于是继续谈判。杨光荣咬定索赔额不放，厂方也不愿在2万的标准上加一分钱，双方僵持。
此后，杨光荣三天两头就往李国强的办公室跑。有工友听到杨光荣大骂工厂“没有良心”。也有工友听到李国强怒斥杨光荣“是在骗保”。李国强坦言，“骗保”一话确有提及，但属于谈判过程中的情绪化表述。“我每次都耐心接待，但争吵也不可避免。”
“骗保这样的话肯定伤了我爸的自尊，他最怕被人看不起。”据杨宏伟介绍，杨光荣急躁性格背后还有极强的自尊心。有一年，亲戚回老家过年却没到他家聚聚，杨光荣便耿耿于怀，认为亲属嫌弃自己穷。杨光荣的大哥杨交春证实，杨光荣的家境在5兄妹中最差，而他自己一直不甘落后。“在家种地那几年，他干活总是起早贪黑，总想比别人做得快。”
明明受了伤，却被说成“骗保”，杨光荣的心理开始起变化。室友吴祖华回忆，5月20日后，杨光荣的情绪就很躁动，每晚不停给人打电话。“本来不怎么和我说话的，也开始主动给我诉苦，说老板骗他。”餐馆的熊老板也证实，杨光荣在吃饭时还频频向人提及，自己赔偿遇到了麻烦。
私了迟迟没结果，杨光荣又走回到公了的路。5月24日，杨宏伟给父亲发了两条长短信，交代申请工伤认定的基本流程和注意事项。次日，杨光荣和李国强一同来到九江人社局，但依旧没申请成功。九江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解释，当天他们带来的厂牌字迹模糊，无法证明劳动关系。李国强称，自己是人事部经理，本以为去人就可以，所以没带劳动合同。
杨光荣再次无功而返，情绪低至极点。回厂后，他向李国强妥协了，将索赔降了2万。梅敏华称，这恰是厂方的心理价位，“我们本打算星期一（5月28日）就答应他的要求，早点解决对大家都好嘛”。
“我们也打算星期一（5月28日）就启动内部程序，帮他证明劳动关系。”九江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事后表示。
星期一，似乎一切都将好起来了。
然而，杨光荣当时没有收到这样的信号。李国强说，需要向领导请示，隔几天给答复。当晚，杨光荣告诉彭必云，理赔没希望了，情绪很差。他也给儿子杨宏伟打了电话，说政府也帮着厂方，实在没任何办法。
各地亲属赶来救人
父亲变得有点神秘了，这是5月25日后杨宏伟最大的感受。
5月26日，杨宏伟和妹妹杨婷先后接到父亲电话，要求他们马上到佛山。兄妹俩满腹疑惑，杨婷以为父亲和厂方打架了，杨宏伟则更担心父亲会想不开。
在杨宏伟的逼问下，杨光荣告诉儿子，自己想跳楼，威胁厂方就范。杨宏伟有些惊慌，他没想到父亲竟如此极端。“我刚刚结婚，妻子也怀孕了，我们的存款也有10多万，何必为了几万块钱搭上性命呢？”杨宏伟在电话里不断劝说父亲，但电话那头只是沉默。
那一整天，杨宏伟都心神不宁———父亲不会真的跳楼吧？当晚8时许，他给父亲发了条300多字的长短信：“爸爸我跟你说清楚，如果你是要我们去闹一闹，明天我过去也行。你如果真要跳楼什么的就别叫我去，你说叫我和妹妹去怎么受得了……”没有回复。
5月27日一早，杨宏伟兄妹便买了火车票从杭州往佛山赶。吴祖华回忆，这一天杨光荣并无异常，早上9点多起床，然后到外面闲逛。
当杨宏伟兄妹到达诸暨站时，杨光荣正在熊老板的店里吃午饭。熊老板说，那天他来得特别晚，依然只叫了份7块钱的快餐，吃完就匆匆离去，没再提赔偿的事。
晚上7点多，杨宏伟又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问：“你们到哪了？”杨宏伟如实回答。父亲没再说什么，随即挂掉电话。杨宏伟放心不下，又一次给父亲发了条短信：“爸爸，你能不能做点让我们放心的事啊……这两天我天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你出什么事，怕家里就这么散了……我去了跟你们老板谈谈你工伤的钱，肯定能拿到的……”依旧没有答复。
杨光荣当晚9点多才回到宿舍，不说一句话，洗澡、洗衣服，然后倒头就睡。
次日，5月28日，星期一。这本是厂方答应索赔的日子，也是九江人社局打算启动内部程序帮杨光荣证明劳动关系的日子。然而，晚了。
这天早上还不到6点，杨光荣已把吴祖华惊醒。吴祖华发现，杨光荣穿上了最好的白衬衣、黑裤和跑鞋，然后匆匆出门。随后，有工友看到，杨光荣到工厂外的铺子“美美”吃了顿早餐———不再是两三块的水面，而是5块钱一份的炒粉，还加了个3块钱的肉夹馍。
在此过程中，杨光荣已开始疯狂拨打电话。第一个电话，6：15，拨向在深圳开旅店的二妹夫，没能接通。第二个电话，6：39，拨向妻子，索要众亲属的号码。妻子问其缘由，杨光荣告知将跳楼，要交代后事。妻子慌了，赶紧给儿子打去电话。此时，杨宏伟兄妹所乘火车正停靠广州。
杨宏伟也慌了，很快联系上父亲。父亲语气低沉，让他赶紧到，让他照顾好妈妈和妹妹，还告诉他床底有几百块钱。杨宏伟苦劝，杨婷也不断宽慰父亲。但此时的杨光荣似乎已听不进任何话，他让杨婷改改脾气，以后嫁个好人家。
杨光荣挂了杨宏伟的电话。杨宏伟再打，再挂，通话记录显示：7.
其后，杨光荣的通话记录还在更新。“杨新明”2次，“徐志兵”2次……在顺德勒流的彭必云和徐国斌也接到了电话，杨光荣要求他们马上赶到全美长弓家具厂。早上8时许，两人赶到，杨光荣已悬坐在楼上的窗台，围观者甚众。
据全美长弓的保安回忆，杨光荣大约在7：39爬上窗台，此后一直打电话，情绪激动。该厂总经理梅敏华和人事经理李国强也到了现场，但杨光荣拒绝与厂方谈判。他大声向下吼着：“我不再相信你们了”。
8：38，杨光荣再次拨通杨宏伟的电话，“你到了没有？还有多远？你来了我就跳”。杨宏伟不知所措，只得谎称临时停车，还在路上。实际上，他已到佛山，正辗转于摩的、公交、大巴之间。他很急，路却很堵。
与之同时，千里之外的湖北石首小河镇也已炸开了锅。杨光荣的哥哥、妹妹、妻子等8人正焦急地往湖南岳阳赶，准备乘高铁到广东，70多岁的老父亲也来了。
杨光荣继续给亲戚打电话，交代后事。在场的彭必云和徐国斌不断劝说，但依旧僵持。此时，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也已到场，正展开营救。
9：18，彭必云再次与杨光荣通话，本想以此分散其注意力，让消防气垫就位。但电话突然断了，彭必云下一秒钟就听到“砰”的一声———杨光荣坠楼，当场毙命。
遗书突然出现
南海警方侦查后认定，杨光荣死于自杀，但具体原因不明。对此，厂方和家属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为了几万块钱就跳楼？我想不通。”梅敏华称，杨光荣本打算等着儿子来再跳，但看见消防气垫即将就位，然后就迫不及待跳了，这说明他早有预谋，寻死定有隐情。亲属们同样难以接受，他们认为杨光荣就是被厂方一次次的推脱逼死的。
5月31日上午，在九江安监局、人社局、派出所等部门的协调下，双方开始讨论赔偿问题。亲属索赔120万，厂方给价8万多。杨宏伟称，120万只是随口一说，随后便降低到60万。梅敏华则称，鉴于警方已认定杨光荣自杀，按相关标准是8万多，但出于人道主义可再加5万。60万对13万多，差距仍旧很大，第一场协商不欢而散。
6月1日上午，第二次协商，双方均不肯让步，谈判面临僵局。此时，亲属出示了一份遗书，厂方竟激动不已。梅敏华认为，这是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杨光荣想以死谋财。众亲属则反驳，这只是一份死者的“真心话”，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所以不怕公开。
遗书是杨宏伟从警方收集的遗物中找到的，总共三封，均被亲属证实为杨光荣亲笔，但已无法得知写于何时。
第一封写给杨宏伟兄妹：“但（当）你们看到这封信后，我们（与）你们就已永别。现在我最（不）放心是婷婷，她还没成家……到现在我什么都清楚了，不管是什么人，你们没有钱就被看不起，以后不要向（相）信别人。我走以后，你们兄妹是我维（唯）一杆（牵）挂，以后什么都要护向（互相）照顾，一定不要被别人看不起。最后我想没有出世的小孙子和瑞红（杨宏伟之妻）。”
杨宏伟称，自己赶到时方知有遗书之事，更不知父亲早有必死之心。“如果早知道，我和妹妹就坐飞机了，绝不会在火车上耽搁时间。”
第二封遗书只写给儿子杨宏伟，却也是厂方最重视的“证据”。“你到厂以后不要把尸体送走，要放在厂部，千万要把事解决再走……我会跟你姑父姑母和伯父叔父他们打电话，叫他们过来为你帮忙，起马（码）要赔一百多万，为你们以后过上好日子……”
“也就是说，他们是有预谋的勒索。”梅敏华叫苦：“我们厂家很无辜，我们个体老板也是弱势群体。”但亲属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在看遗书之前根本不知道杨光荣的想法。“如果知道，肯定会阻止，我们没傻到用命去换钱的地步。”
对于这封颇具争议的遗书，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段毅认为，如果厂方处理及时，杨光荣显然不会走极端，而且在已有工伤的情况下，厂方更有责任保障其基本生命权。“从走所谓的正常程序，到以死相逼，这虽已是不同领域的问题，但他最后选择自杀来私力救济，对于他个人还是亲属，我们都不可能去质疑其情感的合理性。”
第三封遗书写给亲属，遗书中，杨光荣称自己是被厂方逼死的。“因为老板太黑，包括李国强，一说公了又说私了，公了不给证据，私了又说我再要，一次都要不到，别说二次，说话不算话。出院一个多月连工伤认定都没有办到，你们老爸被他们一骗再骗，让我们打工的无路可走，才走绝路。”对此，梅敏华认为是敲诈的说辞。“我们一直很配合他走程序，只是因为他中途回家十几天才耽搁了。”
段毅说，杨光荣的事让人反思，为什么制度不但没提供保障，反而加剧了他们对制度的怨恨，以致最终走向无奈的极端？
如今，双方谈判还在僵持。全美长弓家具厂被九江安监部门停业整顿，亲属们在厂里静守。李国强回了湖南老家，亲属认为其做了亏心事，跑了。厂方则解释，现在矛头都指向他，为不激发矛盾，先避避风头。
厂里的工人们无限期放假，每人每天发补贴30元。茶余饭后，工人们仍会谈起杨光荣出事的那天：
“下着小雨”
“好多人围着”
“没想到他真的跳了……”
杨光荣
●性格开朗但脾气急躁，风风火火的，想快点把木方向前推点，两个手指被刨到。
●不抽烟，不喝酒，也很少与人交谈。很节约，中午只吃7块钱的快餐，晚上则吃两三块钱的水面。
●自尊心极强，有一年，亲戚回老家过年却没到他家聚聚，杨光荣便耿耿于怀，认为亲属嫌弃自己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