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例如，对于一期肺癌患者来说，手术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90%。国际上公认的结论是，这类患者术后化疗不受益。但是，我国的治疗都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本来是早期肺癌，只需要做一次手术，花费两三万元，基本就可以长期生存。但是，医生做完手术后，还是习惯性地把他转给了化疗科。在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后，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随即肺癌复发，并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由于医生的过度治疗，老先生不仅花费了30多万元，而且踏上了不归路。
这些癌症患者的典型案例，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天价药费”事件屡屡发生，极大地损害了医生的形象，加剧了医患矛盾。
研究显示，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点对象。过度医疗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不久前，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与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不同医保患者住院费用比较研究》。研究显示，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点对象。
该课题组对某三甲综合医院2009年1—9月的住院患者进行统计分析，患者被分为四组：居民医保、职工医保、新农合、自费。结果显示：在住院天数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比居民、职工医保患者长;在人均住院费用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前者几乎是后者1.5倍;新农合、自费患者绝大多数接受了特殊检查，居民、职工医保患者仅半数接受了特殊检查;在接受特殊治疗与药品的费用上，新农合、自费患者也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这说明，医保机构的约束力越弱，医院的过度医疗越严重。
过度医疗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抗生素滥用，是过度医疗的突出表现。据卫生部统计，我国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37.0%的病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近年来，我国住院病人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处方平均金额、总使用量都在逐年攀升，这从侧面说明医生增加了患者的给药剂量和频次。抗生素滥用，直接导致了“超级耐药菌”的出现。
滥检查是过度医疗的又一特征。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创伤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根据卫生部《医院评价管理指南》要求，三级综合医院CT检查阳性率应达到70%以上，但很多医院都未达到。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医生需要陈述理由。然而，我国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10多个心脏支架，被称为“钢铁长城”。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我国高达12∶1，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由于过度医疗的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