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低修养在年少时已形成
高学历不等于高素养，这是专家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众口一词。因此，防止家庭暴力，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仅靠提高教育程度这一个办法了。专家认为，家庭暴力的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封建社会的观念是“娶来的老婆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这种观念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此外，人的学历水平并不与他的道德素质、文化修养成正比。男性知识分子往往自尊心强，好面子 ，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善于掩饰自己。由于不善于宣泄和表达，等到某种情绪积聚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往往会在家庭内部寻找出口。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妻子虽也普遍有较高学历，但或碍于面子，或本身也受封建意识的浸染，为家庭暴力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条件。
笔者在一家咨询中心就看到了一位女性的倾诉：“我25岁，北京人，大学本科学历，在外企公司做翻译工作，有一个孩子。丈夫动不动为一点小事打我，心不在焉地跟我过日子。后来他提出离婚，说我没有女人味，太强了。我们的关系走到这一步，我有相当一部分责任。在做女人的问题上我的确欠他太多，我做错了。”
专家认为，造成这种高学历低修养的原因是，一个人的修养和价值观受生长环境的影响较大，而且在青少年时就基本形成了，以后学识的增长，更多的是专业上的进步，却不能动摇已有的价值观。特别是现在这些施暴者，其青少年时期大多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那时的中国不仅没有家庭暴力的说法，而且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打骂是“家务事”，不足与外人道。同样或近似的生长环境当然会培育出相同的行为模式，这也就是家庭暴力何以与学历无关的最终解答。
对策：设立救助机构
铲除家庭暴力的意识土壤，也许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但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家庭暴力对妇女及社会的危害，要求遏制这种粗暴行为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其中最多的声音是健全完善相关法规。事实上，新《婚姻法》中已经第一次把家庭暴力列入其中，并明确规定公安机关的法律职责。
然而，法律制裁 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人们更需要的是事前的疏导、减压、心理咨询，但恰恰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支持系统是薄弱的。翟雁对笔者说，遭受暴力侵害的女性所需要的社会帮助是多方面的。首先需要医疗救护，其次是公安干预，情节严重的还需司法鉴定，身体上看得见的伤害治愈后，精神上同样渴求慰藉，这就需要心理医生。在国外，这四项基本的社会救助系统是联动的，即受暴者只要拨通其中一个系统的电话，就能享受其他几项帮助。目前在我国某些大城市中，零星建立了一些救助机构，但到目前为止离真正实现网络联动，真正实现社会救助还需一段时间。
防治家庭暴力的三个环节
社会名人李阳虐妻的消息和照片在网上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有些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么一个有文化、有地位的谦谦君子，怎么会打老婆?
其实，从1992年红枫中心开通了妇女热线以后，就接到很多家庭暴力受害妇女的投诉。我们曾经对热线的个案进行过调查研究，发现其中一半的家庭暴力施暴者，是文化程度高、职业层次高、社会地位高的“三高”人士。他们当中，有电视台的主播，电影导演、博士生导师，还有政府高级官员。调查说明一个事实，在我国，家庭暴力的现象，是无处不在，它不分地域，不分文化，不分贫富，存在于各个阶层中。事实上，家庭暴力不仅存在于中国，它是世界性的问题，普遍存在所有的国家中。反对家庭暴力，是全人类都要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
要防治家庭暴力，需要从三个环节上同时进行工作，才有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第一个环节是立法。
防治家庭暴力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是立法，用法律确立起家庭暴力是违法犯罪行为，用法律手段对施暴者的暴力行为给予制裁和惩治。目前世界上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反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如日本，在2001年就制定了《防治家庭暴力和保护受害人法》，他们还制定了专门的援助受害人等的法律。在英国，二十多年来，已出台了一系列涉及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在1976年通过了《家庭暴力和婚姻诉讼法》，1978年通过了《家庭暴力与治安法院法》，1983年通过了《婚姻家庭法》。这些法律，起到了保护受虐妇女的作用。我国的台湾和香港，都制定了当地反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
制定家庭暴力的法法律，对于防治家庭暴力的发生，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处理家庭暴力的案件要比处理偷窃案件严历得多。如果一个妻子打电话到警察局说遭到丈夫的暴力，五分钟后警察就会到达。如果警察发现妻子身上有伤痕，这个丈夫就会马上被逮捕，被警察带走，然后根据伤情的程度，进行民事或刑事诉讼。妻子要是想反悔，撤消对丈夫的控告，都无济于事。
在大陆，2001年修定《婚姻法》，第一次将反对家庭暴力写入了法律。2005年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再次把反对家庭暴力写进了法律。这些条文虽然还比较简单，但是开始有法可依，对于打击家庭暴力的行为，起到一定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在进行防治家庭暴力专项立法的调研工作，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法已经提上了立法的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