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作者十元店卧底实录（图）

　　“性工作也是工作”

　　小姐客人的故事天天有，头一回，叶海燕感到暴力伤害和死亡如此切近。

　　她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凭什么她们的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和暴力难道是理所当然的吗?法律对她们公平吗?……

　　“性工作者的问题根源在于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和暴力。”叶海燕说。

　　在健康关爱和艾滋病干预之外，她决心在“小姐维权”的问题上，一条路走到黑。

　　叶海燕的“疯狂和极端”自那时伊始。没有资金，自己写稿子挣钱维持运转。那阵她狼狈得不行，天天吃方便面，连衣服都是小她9岁的男友从家里偷出来给她穿。每天她和男友轮流网上值班，删色情图片和政论。志愿者都走光了，她还天天在网上跟人吵架，“觉得工作室特了不起”。

　　真正“看不见硝烟，却也惊天动地”的思想转变，是在2007年6月，她与台湾日日春和香港紫藤等两岸三地NGO碰了头。被问起对性工作者的看法，叶海燕说：我尊重每一个姐妹的选择，可我自己不会做妓女。

　　紫藤的资深NGO人严月莲问她：你为什么不愿意做妓女?

　　叶：因为妓女的工作很危险，而且会影响自己今后的爱情与婚姻。

　　严：哪一种工作不是有利有弊?真正的原因是你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妓女这个职业。

　　叶海燕懵了。一直以来，她举着“拯救姐妹们脱离苦海”的大旗，“性工作权”这类命题，从未想过。

　　从那以后，她的性工作者维权路越走越高亢。她在武汉闹市区征集签名，倡议每年8月3日为“性工作者节”，发起终止对性工作者暴力的“红雨伞运动”……

　　资金紧张似乎是叶海燕永恒的话题，往往只有民间零敲碎打的个人捐款。机构捐款往往要求她的主要诉求。叶海燕表示，要用发声的自由换取资金，她不干。

　　2008年，叶海燕获得中盖项目艾滋病计划的支持。项目计划书里，她写道：女权工作室将用7年的时间，建立一个覆盖全武汉性工作者的防艾网络。不久，她以一个NGO人的身份，赤裸裸地发布了一个悚动的消息——她本人也性交易了。

　　她进了一个QQ群，接了第一个客。接下来一个月陆续有了五六个客人，进账1500元左右。她想更好地理解这个边缘人群，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单亲妈妈要养活自己的女儿。

　　她把人豁出去了：“性工作也是工作，性工作者作为公民的各种基本权利更应该得到保障”。

　　“志在民间的思想动员”

　　卧底“十元店”后，叶海燕为冬天的姐妹们送去了募捐来的安全套和毛毯。她还大胆设想，给55岁以上的贫困性工作者发放养老保险，每个月30到50块，可她穷得连自己和念小学五年级的女儿都养不活。

　　但进色情场所发几个套子、为个别性工作者做几次妇科检查，远非叶海燕的终极目标。她心气十足，“志在民间的思想动员”。

　　她几乎在所有门户网站注册了博客和微博，有事没事就码字刷屏，阐述她的理念。时不时会有一些NGO组织请她讲座，她便倒出一箩筐设想。她甚至还有自己的一整套“战略目标”——但看起来似乎遥不可及。

　　中国内地全面禁止性交易。叶海燕认为，从目前来看，免除对贫困性工作者的经济处罚，或是最可能争取的目标。台湾地区过去规定“罚娼不罚嫖”，2011年11月被废止，理由是违反“宪法”平等原则。

　　2010年夏天，当不戴面具的叶海燕出现在亚太性工作者会议现场时，印度、泰国几国的国际友人都吃了一惊：素闻中国大陆禁娼已久，而她胆敢直面媒体说，我是一个性工作者。

　　2011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主办的第二届艾滋病预防与性工作国际研讨会上，叶海燕作为性工作者代表，受邀登台演讲。会议地点在北京，中国的首都。

　　叶海燕留意到，近年来，中国对性工作者的社会政策环境有一些松动。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多次提案，主张性工作者非罪化。2010年12月，公安部官员公开建议，将“卖淫女”改称“失足妇女”。多部门还下发通知，要求保护卖淫妇女人身权和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

　　长路漫漫，始终得关注当下。在这个三轮车像甲虫一样爬满大街小巷的县城里，她蹲守在那间月租300元、小得几乎挪不开身子的工作室里，继续她的“妓权运动”。工作经费紧张时，她甚至狂热地想，要不先去洗浴中心做一两个月，挣一两万回来，维持工作室一年的运作?

　　不过，每当看到“扫黄”的字眼，她还是不由得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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