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理论认为，西方的第一次革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在八十年代和就是年代则进入了第二次性革命时期。第一次性革命的特点是重数量不重质量，人的性活动达到了身体的极限，存在着大量的爱爱交；而第二次性革命的突出特点则是拒绝乱交，注重保持热情和兴趣，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关系上，放在一对一的关系上。虐恋就是第二次性革命的产物和突出代表。第二次性革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爱滋病的发现和流行。
为虐恋做过大量辩护的罗宾（GayleRubin）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关于性少数派所具有的革命性的观点。她对性持有同福柯一样的看法，认为像性别一样，性也是政治。性被安置在权力体系中，政府及各种社会机制把性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些机制除了政府，还有法律、警察、教会和教育。
罗宾将社会中的性现象描述为一座金字塔，被压在这个性金字塔的最底层的性行为包括：异性癖、异装癖、恋物癖、虐恋癖和性工作者，如娼妓、跳脱衣舞者和情色摄影作品模特。一般被列为性变态的行为还有：露阴癖，观淫癖，恋童癖等。
在第二次性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类别和性少数派，例如：配偶交换，分男女角色的女同性恋者，虐恋男同性恋者，皮装女同性恋者，女装男同性恋者等等。这些性少数派在社会上处于受压制、受歧视的地位，因此成为第二次性革命的主力。这次性革命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性生活有多种形式，把任何形式视为变态都是是荒谬的，它们最多只能被称为“少数派行为”。
虐恋是所有性少数倾向中最极端的，因此虐恋者处于大多数人性活动方式的边缘位置，但也正因为同一原因，他们的实践才能够提出关于规范的限度的问题：性活动的边界在那里？人追求快乐的限度在哪里？福柯说：“在萨德那里，没有任何规范和内在的原则可以由性自身的性质对性做出规定。这就是萨德的写作虽然表现看上去十分残忍粗暴，令人不忍卒读，可却极受重视的原因；它蕴含的否定一切性行为规范的革命性像一道强光照亮了那些涂满血污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掩饰了它的污秽。”
$SplitPage$
虐恋的革命意义表现在它所包含的反叛性上。虐恋者是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结束一切压迫。虐恋活动使其实践者可以通过仪式化的统治与屈从，理解在卧室之外的世界中有权和无权状态是如何运行的，从而学如何从事有效的政治行动。反对虐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维护政治上的不平等，其原因是：虐恋活动能够满足及最终解除人对压迫和被压迫状态的需要，可以实现“彻底的反叛”，这就是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参与虐恋活动的原因。
许多虐恋者十分喜爱这种反叛的感觉。虐恋活动的性兴奋点就像性诱惑本身一样涉入了危险和禁区，其中包括角色扮演中的乱伦性质、剥削性质、不正确性、伤害性、幼稚性、倒退性等等。例如有的受虐者希望从独立的人倒退到不独立的人。
此外，虐恋是反对异性恋霸权地位的重要力量。几千年来，异性恋和一夫一妻制一直在社会上占据主要地位，人们甚至都没有想到过选择其他种类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然而，在虐恋活动中，求爱、权力、痛感与快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异性恋的一些基本原则的一夫一妻制被冷落在一旁。虐恋活动隐含着对异性霸权的挑战。在我们的社会中，情色已经成为那些有异性恋这种特殊形式需要的人们的特权。对于成年人来说，性行为就是盲目的服从。
虐恋活动对人类性活动领域提出的一个挑战是：人类有没有自愿参与被视为痛苦和伤害的活动？性活动应不应当有限制？有关于虐恋活动的调查研究记录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性探索、性开放和性兴奋的描写。这种关于人类性实践的描写，已经和将要把人们引导到更广阔的幻想和可能性中去。虐恋关系带来了公开的、赤裸裸的欲望的宣泄，争取虐恋权利的斗争为性活动开辟了更大的天地。
实证调查表明，在正常人的社会中，男性对男性的强奸案件大量存在，这种情况在纯男性环境如监狱中极为常见，在其他纯男性环境中也是如此。如果说虐恋幻想和虐恋冲动在男性的欲望中是那么普遍，（如柯丽菲丽亚所说，在女性中也同样普遍），那最好还是让这种欲望通过游戏和自愿的方式宣泄出来，而不是通过国家的权威在监狱的牢房或军队的训练场上宣泄出来。
虐恋形象之所以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社会话题，还有一个被人们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对安全的性（safesex）的强调。
由于爱滋病的流行，人们部分或全部放弃了插入式爱爱恋类性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在不交换体液的情况下完成，因此成为最安全的性行为。
尤其对于同性恋男子来说，他们需要新的性行为方式。他们通过服饰、表演和其他唤起性欲的办法来创造这种获得快感的新途径。男同性恋者通过俱乐部文化所创造的丰富的性活动，降低了快感的唤起点，将全部身体迷人，使身体的多种部位成为产生快感之源。
极而言之，虐恋活动不是一种获取性快感的方式，而是一种精神宣泄的方式，这类活动把性活动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即达到了让它仅仅发生在头脑之中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