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性文化不外乎有四种类型：神化了的性文化、罪恶化的性文化、生殖的性文化和养生的性文化。
在中国，比如敦煌，几个洞是不对外开放的，里面就绘有裸体的飞天和性生活场景，在云南和江西供奉着女性的生殖器，在承德供奉着男性的生殖器。这都是神化了的性文化。而在中国的宗教中“万恶淫为首”，儒家中则有压制，西方的基督教中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犯下了罪行生下人类，人类就要祖祖辈辈赎罪。这些都是罪恶的性文化。
徐天明指出，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影响，让中国人“谈性色变”，不敢追求自身正常的性需求。而且，还把性丑化了。“中国但凡是骂人的话，都和性有关。比如说，人们常骂‘你妈妈的’，认为女人生孩子是丑恶的。
每个人不都是从妈妈阴道里生出来的么?还有，像什么‘市场疲软’、‘人民币坚挺’等都是性语言。”他说，这些罪恶性文化、对性的压制、丑化对青少年是非常有害的，造成了现在很多中国人的性无知，“在我们的调查中，中国的性盲比文盲多，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什么学家，都是性盲!”
性饥渴就来“精神补偿”
“正常发育的青少年，15岁开始就有了性能力，但是一般到25岁才能有正常的性生活，那么，这十年就是性饥渴期，那该怎么办呢?”徐天明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精神补偿。他说，在青少年的性饥渴期，去压制它、扭曲它，是非常有害的，常常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病态，社会上很多青少年性犯罪也是不正确引导造成的。
家长和社会应该让他通过“精神补偿法”发泄出来，即和异性正当健康的交往活动：和异性一起唱歌、跳舞，谈恋爱时说一些甜言蜜语，甚至可以和异性有身体的接触，允许他看一些有色情内容的小说。要让青少年认识到：性是人正常的生理需要。
离婚率高说明社会更加人性
徐天明还谈到人类性文化中的三大性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和其他动物相比，人具有高度性感，但又能接受性规范。所有的动物都有发情期，依靠感官刺激。而人类没有发情期，除感官刺激外，读书、看画、想象也能引起性刺激。这说明人是很容易冲动的，但是又要接受社会的规范，这是一个矛盾。
第二个矛盾是，人有结偶的习性，但又有喜新厌旧的劣根性。人在童年时代，母亲抚养的时间过长，让人形成一种对母亲的依赖感，即恋母情结。青春期后，就在同龄人身上寻找这种依赖感。人们追求这种稳定的依赖感。但是，人类是喜新厌旧的，就像猴子一样，在同一个地方是坐不住的，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让人类渴望交往不同的性伙伴。两者是矛盾的。
“在‘文革’前，只有0.7%的离婚率，虽然当时的家庭是高稳定，性生活却是低质量。现在的离婚率上升了，其实说明社会更加人性化了，既然在一起不合适了就可以解脱相互的煎熬和折磨。但是也并不是说离婚率越高越好，离婚率高了也不利社会稳定”，徐天明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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