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八虎”表面上相交甚欢，实际上刘瑾为了独揽大权，常常排斥其他“七虎”。这一次，“八虎”之一的张永参加了平叛，搜集了许多刘瑾的罪证，悄悄地告了他一状，罪名有十七条之多。朱厚照看后倒吸一口冷气，想刘瑾执掌大权以来，执法理财，拣选干才，倒也做了一些于朝政有益的事；而树威结党，凌虐百官，显然并非善类。朱厚照秉性中也有刚断的一面，随即派人捉拿刘瑾，并且亲自主持了抄家。得私刻玉玺一枚，穿宫牌五百，以及盔甲、弓弩等违禁物品，金银财宝则不计其数，特别是发现他平时常用的折扇中，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朱厚照这才大吃一惊，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在明朝属于法定刑，按规定要割千刀以上，三日而死。每下一刀吆喝一声，犯人昏厥则泼醒再割。如犯人捱不足三日，传说刽子手是要抵罪的。刘瑾挺过了第一天的三百五十七刀，回牢居然还喝了两大碗稀粥，真不知他哪来的胃口，这个六十岁的老阉奴实在具有极佳的心理素质。第二天，割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刘瑾再也没有挺过去。
史载，武宗“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民间苦之”。其侍臣知悉主子怪癖，竟助纣为虐，搜掠良家妇女以充“幸御”，有时竟达“十车”之多。到后来，武宗就连平民寡妇亦不放过，弄得“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男配偶，一夕殆尽”。
正德十二年（1517），武宗一行浩浩荡荡来到宣府。
宣府即宣化，当时称为宣府镇。它雄踞京师西北，扼守在长城线上，距北京约四百里，是蒙古敌军南下的必经之途。武宗决定在这里营建镇国府。
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并为自己更名为朱寿，后来又加封自己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向朝廷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明史·武宗本纪》说他“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在江彬的鼓动下，武宗除了大肆修缮镇国府外，还下令将豹房内的珍宝、妇女运来，填充镇国府。他把宣府称做“家里”，有久居常驻之意。宣府是北方的重要军镇，是抗击蒙古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武宗在内心里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盼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了。他下令大臣一律不许来宣府，只有豹房的亲随可以随时来去。
在豹房和镇国府两处，武宗为所欲为，乐不思蜀。
正德十二年十月，蒙古王子伯颜叩关来袭。朱厚照大为兴奋，火速回京布置亲征。其时距土木堡之变不到七十年，朝臣听到“亲征”一词无不神经过敏。于是又是一轮的规劝、教训，甚至威胁，但朱厚照决不愿意放过这次实战机会，终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统兵出战。作为惩罚，他不给任何一个文官随驾的荣幸。
据《明武宗实录》载，双方大战几天，朱厚照亲临前线同敌人战斗，据说还亲手斩敌一人，不过也险象丛生，“乘舆几陷”。朱厚照亲自指挥的这场战斗，取得了杀敌十六名，己方伤五百六十三人、亡二十五人的战绩，这当然也算得上一次胜利，因为鞑靼军终于被打退了。
武宗之死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久怀异志、阴谋作乱的江西宁王朱宸濠杀死朝廷命官，率众起兵作乱。朱厚照找到借口，再次御驾亲征。为图个耳根清净，下旨“再言之，极刑”。群臣已经领教了皇帝的执拗，自己也精疲力竭，只好随他去了。
八月二十二日，朱厚照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按惯例出师是不能带内眷的，朱厚照和他宠爱的刘娘娘相约在潞河会面。刘娘娘相赠一簪，以为信物--如此看来，这皇帝老爷确实有点儿浪漫。孰料朱厚照纵马过卢沟桥时把簪子颠掉了，遂按兵不行，大索三日不得。如此领兵，简直是儿戏。
四天后，大军走到涿州，却传来了再坏不过的消息--南赣巡抚王阳明丝毫不懂得体察圣意，居然不等朝廷降旨就率军征讨，三下五去二就把不争气的宁王活捉。厚照闻报跌足不已。叛贼已平，还亲什么征呀？但朱厚照自有他的鬼聪明，他隐匿捷报，继续南行。军至临清，依约派中使去接刘娘娘，但刘美人不见信簪，辞谢说：“不见簪，不信，不敢赴。”武宗见美人心切，没有办法，便独自乘舸昼夜兼行，亲自迎接美人。
十二月初一，武宗抵达扬州府。第二天，武宗率领数人骑马在府城西打猎，从此，天天出去打猎。众臣进谏无效，便请刘美人出面，终于劝住了好玩成性的皇帝。十二月十八日，明武宗亲自前往妓院检阅各位妓女，一时花粉价格暴涨，妓女身价倍增。
这一闹足足八个多月。王阳明早在六个月前就把宁王押到了南京，苦求皇上受俘，朱厚照一概不准。最后王阳明终于福至心灵，重新报捷说所有功劳全是大将军朱寿先生的，靠他老人家的威德和方略，以及他身边的一干功臣，才能迅速平乱，自己亲冒矢石、大战鄱阳的事迹自然一字不提。这一本递进去，旋即准奏。
受俘之后，朱厚照总算勉强同意北返。走了一阵子，又突发奇想：要把宁王放回去再作乱，由自己亲手擒回。臣下闻之如五雷轰顶，劝谏的话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回程路上，武宗皇帝当然也不会闲着，游镇江，登金山，自瓜洲过长江。八月，经清江浦，武宗见水上风景优美，鱼翔浅底，顿起渔夫之兴，便自驾小船捕鱼玩耍。结果，提网时见鱼多，武宗大乐，尽力拖拉，使船体失去平衡，他本人也跌落水中。明武宗在北京长大，不懂游水，入水后手忙脚乱，一阵乱扑腾，亲侍们虽然把他救起，但水呛入肺，加之惶恐惊悸，身体便每况愈下了。
也可能他是受惊之后，加上秋日着凉，引发了肺炎。在今天，肺炎只是一般病症，消炎加上保养就能痊愈。但在明朝，肺炎、肺积水可是要人命的绝症。
正德十六年（1521）春正月，武宗一行才回到北京。十四日，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天地，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大礼不得不终止。
到阴历三月，武宗皇帝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对司礼监太监说：“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毕，这位英俊爱玩的大明天子终于玩完，崩驾于豹房，时年三十一岁。
可叹的是，武宗淫乐一生，嫔妃如云，美女无数，却没有留下可以接替皇位的子嗣。
他是昏君吗？
据史书典籍记载，武宗一生所建实无，所毁多有，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诞不经，为世人所诟病。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其一，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之所以是十足的坏人一个，只是因为继位为帝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世宗对武宗既没好感，也没直接的血统关系，在此前提下，后朝贬抑前朝以凸显继位天子之圣明，实是理之当然。因此，明世宗在《明实录》的编撰中令史臣多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甚或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八虎”及江彬等鱼肉乡里之行径，一古脑都写在武宗账上，使得武宗皇帝之荒唐天下人皆知。
其二，即使是史书所录，也常常矛盾百出，互相抵牾，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武宗，尚需后世读者、史家仔细辨别。
如，《武宗实录》正德十四年载，刑部主事汪金上疏谏武宗饮酒过量，疏后附有史臣的一段话：“上嗜饮，常以杯杓自随，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又常预备瓶罂，当其既醉而醒，又每以进。或未温，也辄冷饮之，终日酣酗，其颠倒迷乱，实以此故。”--简直是个酒徒、醉汉！
同是《明实录》，讲到不久后武宗巡视西北边，沿途行军时的情景说：“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
既然是终日受到群小摆布、只知沉湎于酒的愚人，怎么又成了一个孔武有力、冲锋陷阵的英雄皇帝？
其三，武宗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虽说大臣不许前来，但还是特别强调，奏章要一件不少地送到宣府。所以说，武宗虽是荒唐，但在大事上一点也不糊涂。
其四，武宗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大败蒙古王子，且多次赈灾免赋，这些都是正德年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臣下仍有不少贤才，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帝王治下总体上仍有可称道之处。特别是正德十二年，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蒙古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而被俘，不可同日而语。此后蒙古军长时间内不敢犯边，便是这次战斗成果的直接证明。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自部署，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其实，明代自英宗以来，国势渐弱，如果武宗能够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完全有可能做一代明君而成为中兴之主，功垂史册；但他恣意妄为的行径却为后人所訾议。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地安息着武宗。对于他充满浪漫色彩的一生，是非可否，后人依旧会不断地评说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