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我国目前已经检查出来的艾滋病感染者(HIV阳性)中，通过血液传播(吸毒中的共用注射器以及卖血和输血)的人占大多数，但是在许多普及宣传材料中，仍然把性传播列为第一重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正式的疾病分类里也把艾滋病归入“性传播疾病”。
其实，性传播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1、传播渠道有多少，也就是，究竟有多少人有过“多伴侣性交”;
2、渠道中的传播机会有多少，也就是在“多伴侣性交”中，安全套使用率是多少。
本文就是要剖析这两个问题。
一、“多伴侣性交”的情况
●在20-64岁的人里，曾经有过任何一种多伴侣性交的人，占13.2%-16.2%
●中国的成年女性在客观上成为了阻挡艾滋病的堤坝
●在有过多伴侣性交的人里，平均有过3.49个其他性伴侣
“多伴侣性交”是指：某人在一生中，曾经与一个以上的性伴侣发生过性交合(阴道性交与肛门性交)。
多伴侣性交是“艾滋病时代”的新概念。它只认一个死理：单伴侣没事，任何一种多伴侣都有风险。因此，它必然把合理合法的再婚者也纳入“多伴侣”;它不考虑双方的性关系是否符合道德，这必然把那些只跟一个人有过所谓“婚前性行为”的人排除在外;它必然包括同性性交在内;它并不支持禁止“三陪”、“看黄”等等，只要其中没有发生性交合。
那么，中国当前的“多伴侣性交”的实况究竟如何?
1、在20-64岁的全体中国人里，到2000年8月为止，在14岁以后的一生中，曾经有过任何一种多伴侣性交的人，只占13.2%-16.2%。前一个百分比是按照严标准来统计的，仅仅包括那些自己承认过，而且再次或者多次确认过的人。后一个百分比则是宽标准，包括所有那些至少承认过一次的人。
2、按照严标准来统计，在有过多伴侣性交的人里，有74.0%的人仅仅有过不超过3个其他性伴侣。不超过5个其他性伴侣的人则达到85.9%。因此，这些人平均起来，只有过3.49个其他性伴侣(标准差=5.35);中位数则仅为2个其他性伴侣。
这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美国1992年进行的全国成年人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发现：从18岁开始，一生中曾经有过一个以上性伴侣的人，高达71%之多;而且有过5个(含)以上性伴侣的人高达41.5%。仅仅在该调查开始之前的5年里，就有38.7%的人有过一个以上性伴侣。即使在此前的12个月里，也有16.9%的人发生过多伴侣性交。也就是说，美国人的一年就超过了中国人的一生。
尽管如此，以劳曼教授为首的该课题的研究者们仍然认为：由于性传播所必须通过每个人的“性的社会网络”，而这些网络其实并没有普遍“连线”，而且足以“内引外联”的“桥梁人群”也不够多;因此，对于性传播可能性的任何夸大都是误导，都是为了要钱。
第二，对于中国女性来说，除了再婚以外，多半不可能发生多伴侣行为，这是她的一种根本价值观，其作用强度大于她所在社区的性文化的潜移默化。男性却相反。他所在的社区具有什么样的性文化，对他的作用强度远远超过了自我性观念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女性更像“原教旨主义者”，男性则更像是“机会主义者”。
这足以回答一个至关重要、却被宣传者们有意无意地忽视掉的问题：中国的艾滋病为什么这么少?
就是因为中国的成年女性在客观上成为了阻挡艾滋病的堤坝：一生中发生多伴侣性交的女人只有5.5%-8.2%;尤其是：这个堤坝更加不为周围的风风雨雨所动。
因此，即使所有发生过多伴侣性交的男人，统统都有艾滋病，而且百分之百地传播给了他们的身为普通女性的伴侣(这两条实际上都不可能);那么，从这些女人里再次传播给其他男人的时候，按照严标准计算，艾滋病就已经只有原来的5.5%了。如果这5.5%的男人仍然是通过女人来传播，那么第三次传播给其他男人的可能性就只有第一次传播时的千分之三。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的“性的社会网络”里，女性不仅在生物学意义上是性传播的最主要受害者，而且客观上为整个社会换来了目前极低的艾滋病感染率。倘若中国女性中有过多伴侣性交的比例也达到总人口的平均数，那么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就会是现在的2.4倍。如果“男女都一样”，那么就会是3.8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