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与中国未来》主编之一、中国控烟办主任杨功焕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指出——
中国大陆控烟现状令人忧心
今天(6日)上午10时，一份名为《控烟与中国未来》的评估报告在北京发布，这份报告由60多位公共卫生、医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历时一年半共同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报告不再单从控烟部门的视角看待问题，还第一次加入了经济学家的观点，也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中国大陆的控烟形势究竟如何?控烟与中国未来的关系怎样?
本报记者昨天独家专访了报告的主编之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
全面控烟应进入“十二五”规划
“你知道2005年我国归因于烟草使用的死亡人数有多少吗?120万!你知道其中有多少人年龄在40到69岁?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40万人因为烟草使用起码少活了20年!”提起中国的控烟现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忧心忡忡，“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2030年，我国归因烟草的死亡人数将会超过300万。”
这一数据意味着什么呢?
“经历20多年的高吸烟率后，从2000年起，负面健康效应正在表现出来。”杨功焕解释道，“烟草归因死亡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到了2030年，我国将进入烟草疾病负担高峰，而这一高峰将与我国‘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间一致。也就是说，到那时，烟草疾病将会对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带来严峻挑战。”
“过去30年，烟草消费的大流行已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健康危害型经济体。”杨功焕说，“比起提高GDP的增长率，我们更应关注扣除因健康风险因素造成的GDP损失后的数据，这才是人民获得的净福利。”
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报告的另一位主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提出的第一条建议便是：“将全面控烟目标正式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
“从健康危害型经济转向健康友好型经济，符合‘十二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主线。”杨功焕说。
“‘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加强公共安全建设’，对降低安全生产事故的作用立竿见影。”杨功焕强调，“因此，如果‘十二五’规划中能提出全面控烟的目标，也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全面控烟、保障人民健康，是典型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有效及时提供。”
烟草行业未来有30年的转型时间
现阶段烟草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曾经有烟草专卖局的同志跟我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工资的10%都是烟草行业贡献的!’”杨功焕笑着说。
但上午发布的报告，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按照报告的计算，1998年，我国烟草业所作的综合社会经济贡献(含就业贡献)要大于其所导致的总社会成本，从1999年开始，烟草业的综合收益已经开始低于其带来的综合成本，而且这一差距越来越大。
以2005年为例，因吸烟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高达2526亿元，相当于GDP的1.4%，而当年，烟草业上交的利税总额只有2400亿元。
在杨功焕看来，已经沦为“负效应”的烟草行业是标准的夕阳产业，淘汰转型不可避免。
“有人担心控烟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收入，其实即使我们采取积极的控制策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杨功焕解释道，“由于吸烟的成瘾性，即使在控烟力度很大的国家，吸烟率的年下降率也不到1%。而我国还处于人口增长的时期，每年人口增长1%。因此，估计在未来的30年，我国吸烟者的数量还会维持在3亿人左右，我们这些专家可以负责任地保证，中国烟草产业会有20到30年的时间转型，控烟不会对国民经济带来影响。”
我们控烟只能成功，绝不能失败
“1月9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我国生效5周年的日子。”杨功焕说，“应该说，这5年，我国的控烟事业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履约成绩完全不及格。”
截至目前，我国尚没有全国性的控烟法规，这和《公约》的要求相去甚远。减少烟草需求和供应，是《公约》的核心目标，我国在签署《公约》后卷烟销量却反而大量增加。
“2009年，在国家层面上全职从事控烟工作的人数仅为27人，这样单薄的控烟队伍却要抵挡来自烟草行业的反控烟活动，压力可想而知。”杨功焕说。
就连这份报告的发布，也是费尽周折。“其实中国疾控中心为这份报告的研究提供了工作和发布的资助，但如果以疾控中心的名义发布，可能有更多可以预见的压力。”杨功焕说，“所以，最后还是以我们专家个人的名义发布了。”
虽然困难重重，但报告的编纂者信念坚定。
“只有中国实行全面控烟，世界才能实现《公约》目标。中国控烟的成功就是世界控烟的成功;中国控烟的失败就是世界控烟的失败，我们只能成功，绝不能失败。”报告在最后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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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四点结论
- 控烟效果微弱，吸烟率居高不下。
- 烟草流行后果严重，成为中国人群健康的“第一大杀手”。
- 控烟履约绩效得分很低，与《公约》要求差距巨大。
- 烟草业阻挠控烟工作是导致控烟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
报告的九点建议
- 将全面控烟目标正式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作为各级政府履行和实现人民健康的约束性指标之一。
- 国家领导人充分表达全面控烟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承诺。
- 中国政府对全面控烟作出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
-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制订《国家全面控烟专项行动计划》。
- 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免受二手烟烟雾危害法律》
- 改革烟草行业管理体制，明确政府全面控烟管理职能。
- 党政干部、公务员、公共机构人员必须带头在公共场所不吸烟。
- 采取有力措施限制烟草产业、促进全面转型。
- 采用经济手段控烟，抑制烟草消费需求。
“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
“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目前我国的控烟机制——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杨功焕说，“烟草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政府的控烟政策，原因就在工业与信息化部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2008年后情况大变
2003年5月，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以192票通过了《公约》文本。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公约》很积极，从制订开始便持支持态度，并在当年11月8日签署了《公约》，成为第77个签约国。
但2008年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当年11月在德班举行的国际控烟大会上，在讨论关于烟草包装警示语的实施准则时，中国代表团则发言说：中国烟盒上的名山大川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放上难看的图片是“对广大公众的污辱和不尊重”，因此“尽管从法律上、健康上中国不反对，但从民族感情和文化基础上有保留意见”。中国代表发言后的当晚，就被与会的200名全球非政府组织代表授予了“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
“最初进行政府间谈判的时候，牵头的部门是国家发改委工业司，这是一个负责宏观调控的部门。”杨功焕说，“虽然发改委当时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上级主管单位，但实际上国家烟草专卖局是由发改委经济运行局直接分管的，工业司和烟草局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在谈判中表现得很积极。”
“后来谈判变成由发改委经济运行局来负责，经济运行局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上级单位，态度没有工业司积极，但仍然比较公立。”杨功焕说，“等到2008年大部委调整后，国家烟草专卖局不归发改委管了，主管单位变成了工信部，形势就变了。”
“现在《公约》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就是工信部，它负责整个履约工作，可它也直接管着烟草专卖局。”杨功焕摇了摇头。
5项政策遭到漠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履约成效可想而知。
“在《公约》的中文译本确定过程中，国家烟草专卖局就坚持某些词语的不准确翻译，曲解《公约》原意。”杨功焕说，“比如，《公约》规定对烟草广告的禁止应当是‘comprehensive’，这个词的意思是‘全面’，而中文译本根据烟草专卖局建议将这个词翻译为‘广泛’。”
在《公约》中，对烟草控制有5个关键政策：保护人们免受二手烟危害;帮助戒烟;警示烟草危害;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烟草加税。但在中国，这5项政策遭到了漠视。
《公约》要求卷烟的包装标识与标签应起到警示大众烟草危害的目的，但在国内，卷烟包装的规定却与之相去甚远。《公约》要求警示的位置应当在烟盒包装正、背面的上部，而我国的规定则是在下部;《公约》要求警示采用图片或象形图，而我国的规定则是不采用图像;《公约》要求警示的文字背景使用对比色，而我国的规定则是底色可采用商标的底色……
“我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规定与《公约》的要求相比较，可说是以履约的名义完全违约。”杨功焕说，“所以，我们在报告里建议，改革行业烟草管理体制，管理烟草生产的部门不应承担烟草控制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