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逃
虽然PM2.5和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但国内的公众对自己所处地区的PM2.5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国内还没有一个城市公布PM2.5的数值。北京市虽然有监测PM2.5，但暂时还不确定何时可以对公众发布。
贝志城相信美国大使馆的数据，除了自己买仪器，测数据，还搜集了大量有关PM2.5的论文。虽然官方没有公布PM2.5的数据，但各地的科研机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监测PM2.5的浓度水平，并发表在学术杂志中。
早在1995年-1996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就报告了广州、武汉、兰州、重庆4大城市8个采样点的PM2.5年均浓度——57-160微克/立方米，比美国1997年颁布的标准值(15微克/立方米)高2.8－9.7倍。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机动车的增长，各地的空气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中国石油大学的于国光博士的检测显示，2005年11月至2006年11月，中国石油大学周边空气的PM2.5年均浓度为95.5微克/每立方米。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上海地区，PM2.5年平均浓度也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这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4倍以上，如果按照日均标准，甚至可能高7-8倍。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监测数据显示，广州市在2005年11月份PM2.5的浓度在81.7微克/立方米，而2006年8月是52.9微克/立方米。
不仅仅是北京，国内各大城市的PM2.5浓度都不容乐观。美国宇航局在2010年9月公布的一张全球污染颗粒PM2.5浓度地图显示，中国华北、华东地区是PM2.5污染的重灾区，年均浓度都在60-80微克/立方米。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5年全球更新版《空气质量准则》中提到，PM2.5年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时，比每立方米10微克的浓度，人类的死亡风险会增加15％。世卫据此给出的PM2.5的安全指导值是年均浓度小于或等于10微克/立方米，美国早在1997年也制定了PM2.5的标准——15微克/立方米，欧盟的标准是25微克/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各国能分三个阶段完成PM2.5的控制目标，哪怕是最宽松的第一阶段标准35微克/立方米的年均浓度，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也难以企及。
和PM10相比，PM2.5是综合性的污染物，几乎所有污染物都会在2.5中有体现。PM10主要是来自污染源的排放，把污染源控制住了，PM10就控制住了。而PM2.5的相当一部分是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在空气中发生化学转化生成的。要控制PM2.5，不仅要控制颗粒物还要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挥发性有机物等等，这绝对是一个持久战。
在未来十年内，我们恐怕都要与高浓度PM2.5共存。这些含有多种酸性氧化物、重金属的空气将围绕在我们周围。
贝志城为了对抗室外糟糕的空气，他这一年内花了三四万添置了新风系统、空气净化器和监测仪器。在一年前搬进新家后，他添置了三套新风系统，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但当他把新风系统的过滤板拆下来清洗时，发现三四毫米厚的滤板，从里到外都是泥，一块白色的石棉板变成了黑色的泥板。
忍无可忍的贝志城一口气买了7台空气净化器，起居室、卧室、办公室、汽车里全副武装起来。全副武装之后，他要测试花大价钱添置的设备是不是有效：空气测试仪显示，在室外的PM2.5浓度高达300时，他起居室的数值是50左右。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总算有点用了，但这个酷爱数据的理科宅男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虽然空气净化器能部分缓解PM2.5的问题，但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污染源——臭氧，这些空气净化器工作时释放的臭氧又高出标准3倍。
刘昌峰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并不打算购买空气净化器，他觉得人不可能活在罩子里，他带上从环保NGO借来的空气测试仪，分别比较了地铁、出租车、公交车、骑车的四种交通方式后发现：地铁上没有二手烟的危害，没有地面上汽车尾气的排放，因而PM2.5数值最低。于是他放弃了每年春秋两季的骑行，尽量乘地铁。他发现封闭的写字楼里PM2.5的数值尚可，午餐时放弃外出吃饭，就在写字楼的地下二层用餐。他还给自己的家里种了27盆绿色植物，虽然他心里清楚，这也没有多大用处。
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防护措施，而让人沮丧的是，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都表示，个人能做的防护措施并不多，最多就是在灰霾天气关紧门窗或是少出门而已。
这场和PM2.5的持久战中，我们能在倒下之前，找到解决之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