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药监部门承担招商引资任务，引进来成为财源，有什么动力去监管？”
“普药消失了，改头换面的药越来越多，这带来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药价很便宜能卖出去，很贵也能卖出去，要么便宜，要么贵。”
“毒胶囊一曝光，接着掀起了专项整治活动。这种运动式执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对“毒胶囊”的专项整治业已开始，然而在最直接的专业法《药品管理法》中，却几乎找不到惩戒的依据、其中确实规定了其必须符合药用要求，但如果企业未遵守，却又没有明确的条款规定如何处罚。
看似悖论却是现实。在4月26日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中国医药监管问题与对策”论坛上，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便指出了这种“法律如同白纸”的症状之一。
症状非止于此。学者胡颖廉直斥“政府有些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做了”，导致市场规则失灵，“反正大家都是违法，我为什么不违法？”
[监管] 有规定 无惩戒
宋华琳，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药品管理法》。
在他看来，之所以会出现“毒胶囊”风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管理标准的模糊与缺失。我国现行的《药品管理法》第52条规定：直接接触药品的表面材料和容器，必须符合药用要求。
胶囊作为药用辅料，被划归该管理法中所指的“直接接触药品的表面材料和容器”。
但遗憾的是，即使企业未遵守此条规定，也难以受到惩戒，因为其中并未明确详细惩戒措施。“没有惩戒的规定就是纸老虎，不管用。”宋华琳感慨。
宋华琳期待，相关部门能够以此为契机，对《药品管理法》进行修订，以改变“惩处惩戒过低、法律责任设定较为粗放、缺乏风险监管”的现状。同时，药品监管的一些新方式，比如召回、行业禁入、黑名单、药品信用体系等，也被寄予期望。
“《药品管理法》修改中很重要一块是法律责任要修改，我们要强化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之间的关联性，要求你做什么，如果不这么做，(承担什么责任)要有规定。还有行业禁入，在美国规定如果一个制药企业犯有重罪，应该在10年内禁止他再次申请新药，如果十年内再发生，终生不准做这个行业，在判定中“不准做这个行业”包括不仅不能做经理，在食堂炒菜做大师傅都不可以，这是美国法律的明文规定。”
宋华琳说，目前我国法律中虽然也引入了禁入制度，但往往是禁止法人而不禁止自然人。这就造成“他可以换一个企业名称再去申请，而且我国监管信息化并没有真正联网，行业禁入按说很管用，但中国现实中没有用起来。”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兵也赞成宋华琳的观点，他认为，违法成本低、被查处几率低、地方监管缺乏激励政策无动力、问责不彻底又无压力这几个因素，正是药物行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潜在原因。
除了法律监管的缺失，国家行政学院学者胡颖廉还指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现在有些地方药监部门承担着招商引资的任务，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招商引资主要招药厂和药店，大家想他请进来的药厂和药店，怎么可能对药企的行为进行监管？当药厂和药店成为地方主要的经济来源，一个地方政府恐怕就没有太多的动力去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