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的医生
尽管先前怀疑的“异物”证实是缝线，但第三次手术并未帮李俊讨回清白。两周之后的科室例会上，因为手术中出现“医疗差错”，李俊被科主任吴强宣布停止手术资格，从此被“封刀”，职称为副主任医师的李俊，从此只能做一些助理医师便可胜任的工作。而本来是李俊下级医生的宋蓓雯，现已成为李俊的上级医生。
2009年1月，本已沉寂的市六医院眼科“棉絮门”再生波澜。据李俊介绍，随着相关人士的“警惕性”下降，他从手术室电脑上拷到了胡伟第二次手术的完整录像。
在看了录像——特别是棉絮被重复植入眼球的部分——之后，李俊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李俊称，宋蓓雯与他关系一向很好，他不明白对方为何要下如此“狠手。”按照上海一位眼科权威的话说，这种事情只可能发生在“死对头”身上。
对于为何棉絮在被取出后又放进去，李俊请教了相关专业人士，认为此举目的可能在于方便“编辑”录像，让“发现”棉絮的画面更清晰，以更有力地“佐证”李俊上次手术中的差错。
眼科医生出身的上海律师卢意光认为，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医务人员院际之间的流动性较差，搞人事斗争在医院内并不奇怪。他以前所在的医院科室就曾出现过两个老主任大打出手的场面。但是，要说通过栽赃手段来“搞”对手，仍让他感到吃惊。
拿到手术完整录像之后，李俊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申冤，先后找过科主任、医务处以及医院领导，但均无效果。
李俊称，一位院领导告诉他：你说不是你的错，他（吴强）说是，他是主任，科室是主任负责制，我听谁的？
李俊继而试图用科学为自己找回尊严。胡伟第二次手术的原因，一度被认为是超声生物显微镜检查时发现异常，医生由此怀疑眼球内有异物，故实施第二次手术。于是李俊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一篇题为《巩膜微小异物的超声生物显微镜诊断》的论文，该论文发表于中国实用眼科杂志2010年第9期，由李俊和本科室其他四名同事一起署名。在李俊看来，论文的重点在于论证他在胡伟的手术中并未犯错，其中一段如此写道：
回放手术录像，发现棉片系第二次手术探查者引起，最终确定强回声为缝线线结，异常声影系缝线线结引起。其中的“第二次手术探查者”，显然是指他的同事宋蓓雯。
论文同样未能起到任何作用。之后的李俊只能“忍辱负重”，一直到今年年初，当胡伟的代理律师吴益亮找上门来，方才打破沉默。
无法言说的“真相”
律师吴益亮是来找李俊的麻烦的。他从医院复印到了胡伟的病历，从中看到了第二次手术中“发现棉絮”的记录，他认为这意味着发生了医疗事故。
李俊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惊讶。他一直认为胡伟的右眼迟早要出问题——没有什么人的眼睛可以22天里经受三次手术而不留下任何隐患。事实上，在到市六医院讨说法前，胡伟的眼睛开始感觉不舒服，视力近来开始出现下降、重影。
第一次见到吴益亮时，李俊选择站在医院一边，强调自己没有犯错，并提醒对方仔细看病历。而吴益亮坚持认为棉絮是李俊在第一次手术中遗留。于是，自认为被眼科冤枉的李俊，为避免在病人这边再“背黑锅”，最终决定把录像交给对方，以换得清白。
然而，在经历了最初的惊讶和兴奋之后，获得重要证据的吴益亮，却很快面临司法上的困境。他认为，棉絮事件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不过他称因担心警方不予受理，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他还试图将市六医院起诉至法院，结果法院要求先做医疗事故鉴定，在一位有经验的专业医疗律师看来，这意味着又进入医疗诉讼的惯有怪圈，患方几乎必败无疑。
吴益亮选择向媒体求助。上海某报记者就此事作了调查，事件最重要的当事人宋蓓雯医生拒绝解释棉絮及录像问题；眼科主任吴强则否认录像的存在，并要求该记者“先取得法院的调查令”。副院长谭申生则在医院组织专家调查后认为：“没办法认定”录像是病人的——尽管他承认“录像带和宋蓓雯的手术记录基本上相吻合”。
上海某报的报道未能刊出。据知情者称，是稿件即将见报前，市六医院赶到报社，终使稿件被临时撤下，记者转而将稿件发在个人博客上。之后多家网站转载。市六医院宣传科科长郭跃武在接待南方周末记者时称，对此事他是第一次听说。至于医院是否进行过调查，郭称“起码我不知道”。对于曾与之联系过的上海某报记者，他表示要核实“有没有这样一个人”。
南方周末记者从上海某报记者处了解到，其在调查过程中，曾就棉絮事件采访过李俊的多名同事，他们大都显得顾虑重重。在上述记者采访市六医院眼科多名医生之后，收到了一条来自市六医院眼科的群发短信，要求“婉拒”记者采访，“违者将受医院处罚！”
而李俊相信，将来如果到了法庭上，他的同事们会说出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