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摘录
●立法的难处在于全面考虑可能被滥用的因素。但是有了接受“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经历，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在入院之后，不被当人看，一切只能委曲求全的无力感。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情况：当监护权被滥用，医院又缺乏对利益冲突的审查能力，或有意无意地忽视明显存在的利益冲突，我们这些“非自愿住院治疗的人”，自主权被剥夺，利益被不当代表，置身于完全无助的境地。
●假如被困医院的时候，我们能委托自己信任的人作为代理人，医院接受这种委托关系，院方有机会聆听我们，或者我们自行委托的代理人的陈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悲剧，可以降至最低程度。
●作为一群曾经历过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无论我们是代表正常人，还是曾经的疑似精神病人，抑或是精神病人，我们只希望在权利受到限制之时，法律能确保我们作为一名公民，选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自己代表的权利，给我们每个人留有自救的途径。
■对话
昨天，本报记者对话建议信的发起人彭宝泉。对于发信目的，彭宝泉表示，只是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提些切实的建议。
“为了更多人不再随便被‘代表’”
公益组织指导写建议信
新京报：为什么会写这封建议信?
彭宝泉：因为被强制收治过，我们能体验到在精神病院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处境。从网络上，我们了解到《民诉法》和《精神卫生法》在修(制)订前公开征求意见，我们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提些切实的建议。
新京报：你们来自不同地方，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
彭宝泉：我们在有了“被精神病”的经历后，都曾向公益组织——深圳衡平机构寻求并得到过法律方面的帮助，因此有了联系。这次写信，也是我们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得到了衡平机构的指导和整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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