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名“被精神病者”致信人大 建议修改监护制度

　　写信时曾怕报复

　　新京报：你们都是被自己的监护人、单位或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现在又向全国人大写建议信，不怕遭到报复吗?

　　彭宝泉：说实话，怕过，但寄这封信，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社会，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我们五个都是一样的想法，就是为了更多人不再遭遇随便”被代表”。

　　新京报：你们如何写出这么专业的法律建议书?

　　彭宝泉：就是被那段“被精神病”经历逼出来的，被强制入院时，我们都知道是不对的，充满了愤怒，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错在哪儿。重获自由后，我们通过网络，通过媒体和公益组织的帮助，才知道错在哪儿?现行的法律法规有哪些漏洞?怎样去保障自己的权益?

　　“被精神病”未获道歉

　　新京报：你认为你们提出的建议，有可行性吗?

　　彭宝泉：任何法律，都是考虑大多数人的情况，我们考虑的还是“被精神病”的状况。被精神病者被强制收治到精神病院后，也被视为无诉讼行为的人，说话没人信。但如果法律赋予他们有委托代理人的权利，他们就有话语权。另外，现在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也赋予非自愿入院患者通讯权、会客权，以及申请复诊的权利，我们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委托自己信任的人，帮助代理自己在强制住院期间的各种事务。

　　新京报：你个人目前情况怎么样?“被精神病”后，相关机构跟你道歉赔偿了吗?

　　彭宝泉：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机构或任何人就此事主动跟我沟通，今年，我对当地公安部门的行政诉讼已经败诉，我对当时强制收治我的精神病院的民事诉讼，从今年2月开庭，8月再次开庭，至今也没有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