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医生说，病人不配合随访，已经成为困扰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的一大难题;长此以往，很可能影响临床医疗技术改进、创新和整体水平提升
在上海一家三级医院当医生的小陈，最近收到SCI期刊发来的论文“修回”。一般来说，“修回”意味着如能按照评审意见修改，论文发表的可能性较大。但当小陈读完评审意见，连连叹息：“国外的评审专家希望我提供更大的病例数……这下没戏了。”
要求“提供更大的病例数”，大致就是论文被SCI“默拒”了——这在国内临床医学界，谁都明白，又都无奈：难以达到要求。因为在中国，随访病人比较难，积累大样本数、长时期的随访记录更难。
“中国病人病好了就想离医院远远的，没事谁愿意再去?”这就是现实。医学圈外人不会想到，由此引发的“随访难”，在相当程度上羁绊着我国临床医学的发展。
病人很多，病例数很少
中国医生搞临床医学研究还怕病例数不够?
眼下上海的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总有不少外国医学界的“大牛”接力跑来“蹲点”，一些人当了“客座教授”，还有不少人不在乎名衔，还分文不取。他们一呆几个月，参与病例诊断和讨论。国内医生明白，“洋大夫”们在“义务做好事”之外，有着另一个目的：搜集、积累病例。“中国的病人实在多，这里的一些常见病到了美国，居然算罕见病。”
但中国医生更明白，病人虽多，但做起研究来，病例数却很少，就因为随访太难。
随访，说得更准确些，是“医生跟踪病人的随访”。随访分两种，一种是病人愿意回来找医生。比如肿瘤治疗，大剂量化疗后，病人一般在10-14天后有较厉害的副反应，按照国内目前平均7天的住院时间，彼时病人已经回家。于是医生会提醒病人到时间来院随访，看术后反应，对此病人很愿意配合。
另一种随访，是医生出于研究需要，主动找病人。他们给目标病人发调查信或约见访谈。此类病人从一开始就对随访的“依从性”较差，甚至留个错的电话号码和家庭地址，让自己“查无此人”。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主任徐志伟医生告诉记者，多年前，他们科室曾派一个研究生专职做随访。“连续几个月，这个学生一心扑在随访上，根据病人资料打随访电话、发随访函，请病人就手术后的情况填写各项内容，可最后得到的回函，不到1/10。”
目前沪上医院主要通过电话做随访，打过这种电话的医生叫苦不迭：“一听是医院打来，有的人觉得晦气，马上挂断;有的则很不耐烦，随便敷衍，说的话可靠性存疑。”
电话随访之外，如果希望病人回医院复查一些指标，那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医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病人回院随访，CT、血检等项目的费用都要自理，外地病人还要支付来回路费和在上海期间的食宿费等，所以他当然要想：“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想过之后，就不肯来。
随访难，医学研究就难
病人不配合随访，在不少医生看来，已经成为困扰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的一大难题;长此以往，很可能影响临床医疗技术改进、创新和整体水平提升。
“临床医学研究真的需要十年磨一剑，比如论证一种新的手术技法的效果，必须要有一定的病例数量，并且长期跟踪观察疗效，有时要跟踪病人10年以上。”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张长青带领的科室，从2002年至今，单单在游离腓骨移植治疗股骨头坏死方面，就积累起了1500个随访病例，这在同行中属于“惊人纪录”。创造纪录的，是一支由统计学和公共卫生学专才组成的专门随访团队。
为了积累随访病例，医院各自出招。北京的一些三级医院，眼看自家的随访病例数有限，就找同行“结盟”，“凑足”病例，联合研究并发表论文。“不过，这事儿非得‘学术大牛’牵头来做，别的医生尤其年轻人，别想!”北大附属医院一位年轻医生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