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刀的困境
“去，把那块肝拿来。”这是吴一龙对医生这个行当最初的印象。当时，他刚从医学院毕业，主任经常让这个新人去研究病人的死因。“经常是大半夜一个人去取样，当时会觉得有点恐怖，不过，增长了许多知识。”坐在窗边一个有阳光的座位上，吴一龙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
1972年的中学毕业生，下过乡，参加的是1978年的高考，进了医科大学。那是个思维很活跃的年代，医学院的同学也会创办刊物，讨论：为什么要行医，应该如何行医?吴一龙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毕业时，他的成绩位居年级前十，可以随便挑选医院，他选了中山医科大学的肿瘤医院，当癌症医生。
肿瘤医院不是个容易让人产生成就感的地方。哥伦比亚大学的癌症肿瘤学家穆吉克博士在他的书中曾提到：“对于每一个新进入癌症病区的医生，这里会赶走他过去所有让人身心俱疲的记忆，因为跟这里的现实相比，过去记忆都变成了幼儿园里的小儿科游戏。”刚进入肿瘤医院时， “整天见到死人，又没有好方法”，但这种气氛对他的锐气损伤却不大，最终，在所有癌症中，他选了凶险至极的肺癌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因为肺癌最具挑战性，那是种重要的疾病，尤其对于中国”。
在癌症中，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人数几乎都名列前茅。在美国，肺癌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其他常见恶性肿瘤死亡的总和。而根据2006年的一份数据，在，每4个死于癌症的患者中，就有一名是肺癌。前些日子网上那封“癌症晚期患者家属给俞正声书记的公开信”中的癌症病人，患的就是左肺上叶腺癌。
对中国将来的肺癌发病率，2008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一份评估报告说：考虑到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男性吸烟的现实，以及市内煤炭燃烧的情况，从2003年到2033年的30年间，中国因慢性梗阻性肺病和肺癌死亡的人数可能会有8300百万，其中，因肺癌致死人数为1800百万。而这个结果并没有考虑到如今正在变成热门话题的城市大气污染数据。
最初,面对肺癌，吴一龙的主要武器是手术，“开始是不相信内科”——这也是人类面对肺癌时的第一个方法，从只切除肿瘤病灶到肺叶乃至全肺全部切除的“标准切除”。1959年，还有人提出过更彻底、干净的“扩大性切除”，把全肺和肺周边的静脉、动脉，所有“肺癌局部侵犯结构”一并切除。
后来他发现，应对癌症，手术刀远远不够，“即使一把刀出神入化，像‘小李飞刀’一样也无法控制病程的进展”，他开始求助于其他方法，比如，药物。
然而，对癌症而言，在1990年代之前，除传统的手术、放疗、化疗之外，有效的药物十分罕见，即使对上述三板斧，我们的了解也还远远不够。吴回忆起那时对他触动最大的一篇论文，“那篇文章没有做什么试验，只是统计分析了所有能找到的数据，但最后的结论还是令人大吃一惊”：“对一个偏早期的癌症病人，做完手术之后，再进行放疗事实上使死亡率提高了。”
这个完全颠覆性的结论吸引了他。他拿文章去请教国内活跃在癌症治疗领域的统计学医生，却发现“没一个人能看懂”。本来为了让手术更有保障而追加的放疗，事实上却削弱了手术的作用，这结果又确确实实令人震惊，“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方法，不一定是对的。”
新药
那么,什么方法是对的?2003年遇到的一个病人让吴一龙看到了一点点曙光。
那个59岁的病人L，男性，肺癌晚期，肿瘤已经开始了脑转移，权威文献上说，L大约还可以再活3-4个月。
病人让医生推荐些更好的方法，医生告诉他，办法还有一个，但效果如何，却仍是未知。那是一种新药，在美国只通过了二期临床试验，换句话讲，只能证明此药无害，尚不足以证明它有效。就像站在一个魔术舞台上，L的面前有3扇门：服用新药，若奇迹发生，他可获得超过半年的生命，若奇迹不发生，连原有的半年都输掉;维持现状，他最多可以活半年，带着倒计时的滴答，不再有期待;再则，他可以去找那些号称包治百病的“老中医”，让自己去撞大运……
L选择了试服新药。签署了几张药厂寄来的文件，他获得了免费供药，又经过一些波折，药物通过海关寄到他手上。
两年后，L死于一种突发的脑血管疾病，并非癌症。
